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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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农人：农业社会的起源
作者：(澳)彼得·贝尔伍德 著,陈洪波 等译
当当
中文版序
《最早的农人》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底，至今已经有15年了。虽然2004年版后来没有做过修订，但我很有信心，15年以来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推翻该书的主要观点，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变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
《最早的农人》出版以来反响甚佳，2006年获得了美国考古学会最佳著作奖（Book Award from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引用率一直颇高。但争议也不少，特别是针对农业人群迁徙理论，以及使用多学科方法解释农业传播的可行性等方面（Bellwood et al. 2007）。基于过去15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史前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普遍现象，大家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古代社会是静止和固化的，迁徙只是一种例外。
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读者可以参看我2013年出版的著作《最早的移民》（First Migrants）。该书讨论了人类史前时期各个阶段的迁徙状况，其中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关于农业扩散的内容，与《最早的农人》相近，所列参考文献截止到2012年。我主编的《史前世界人类迁徙史》（The Global Prehistory of Human Migration， Bellwood 2015），参考文献也更新到2012年，收集了世界多个地区的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资料。我的著作《最早的岛民》（First Islanders， Bellwood 2017）也使用了中国华南和东南亚的新材料，特别是关于南岛语族人群从中国华南扩散到岛屿东南亚和太平洋方面的内容。
自《最早的农人》出版以来，我们对于早期农人问题的认识有了几项重要突破，尤其是关于野生动植物驯化的年代。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促使动植物从野生型转变为驯化型的人类选择过程经历了数千年，最终才开花结果（Bellwood 2009）。农业起源的一些关键地区，例如西亚（Willcox 2012）、东亚（Stevens and Fuller 2017；Ma et al. 2018）、中美洲（Piperno 2011a, 2011b）和南美洲（Kistler et al. 2018），其考古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最早的农人》一书曾经提到作物驯化在开始阶段进展相对缓慢的现象，但是未做深究。在东亚，可识别的驯化稻最早出现在距今9400年前的浙江北部（Zuo et al. 2017），这个年代接近了距今11000年前西亚纳图夫文化晚期和前陶新石器时代A段开始初步（驯化前）栽培行为的时间。在长江以北的华北地区，粟和黍最早栽培的时间也与之相当。
但完全驯化的水稻（特征为颗粒饱满、抱穗不脱、同步成熟，《最早的农人》第二章对之有所解释），直到大约距今6000到5000年时才在新石器时代作物群中占据主导地位（Stevens and Fuller 2017），这意味着从野生到驯化的转变需要大约30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尽管如此，长江下游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文化到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其间三四千年里的人口仍有显著增长。当前中国学者针对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遗址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很多资料。从遗址的面积和数量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人口普遍增加（Cohen 2011；Wagner et al. 2013；Yu et al. 2016）。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核心区，从距今9000至5000年，人口数量增长了10倍以上。世界各地的民族学和历史学资料都充分证明，人类正是通过垦殖周边环境使得自身快速繁衍，人口得以增长，《最早的农人》第二章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
例如，早在5000年前，浙北良渚这一重要遗址就已经接近城市状态，人口多达3万，建立了灌溉稻作农业经济体系（Bin et al. 2017）。如果要为新石器时代华南向东南亚的移民假说寻找人口增长的时代背景，那实在不难找到。根据2015年以来的古DNA全基因组研究结果，甚至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现象（Lipson et al. 2018; McColl et al. 2018; Bellwood 2018），但是中国国内目前还没有发表过关于人类迁徙的古DNA研究成果。
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粮食生产？这仍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2004年并没有多少进展。是否存在一个全局性的环境背景动因对所有地区都发挥了作用？不少人认为冰期后气候的改善（趋向温暖湿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狩猎采集人群数量和密度的提高，催生了家族“私有（Private）”财产观念的产生，并使得聚落规模扩大，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Gallagher et al. 2015；Bowles and Choi 2018；Kavanagh et al. 2018）。是不是在狩猎采集人口密度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而非强制共享的观念推动了种植作物的需求？今天，这成为一个流行的假设，比2004年时更甚。2004年时多数学者更赞成生存压力和风险管理是农业发生的原因。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新仙女木事件，导致了在距今11000年时全球变冷，这是一个短暂但非常剧烈的气候逆转时期，在冰期后的普遍改善中触发了最早的耕作活动（Moore and Hillman 1992）。
这些根本的和潜在的全球性“动因”，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应该激发粮食生产在世界各地同时发展起来，特别是许多众所周知的农业起源地，如西亚、东亚和中美洲。尽管这些转变本身是在不同的地方独立发生，但是，这些地区向农业的转变是否足够共时，可否表现出是一个单一原因在发挥作用?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完全看不出全世界在同一个时期一致转向粮食生产。在公元前10000年时，从开普敦到乌斯怀亚和霍巴特，整个世界并没有突然都变成新石器时代，虽然这些地方的环境条件当时都具有发展农业的可能性。世界各地农业发展的轨迹在年代和速度上千差万别。如果我们把农业与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画等号，那么毫无疑问，这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如定居村落、磨制石器、陶器技术、驯化动植物，在各地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英国的新石器时代比叙利亚晚了5000年，比长江流域晚了3000年，质疑测年数据存在偏差似乎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所以，结论是很明确的：世界各地的史前农业，其起源地区、传播年代和传播速度都各不相同。
当然，栽培行为在植物形态呈现驯化很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人们可以通过强调这一事实来掩盖农业起源的问题。这个观点将某些地区包括美洲的农业起源上推很早，甚至到了更新世全新世之交（Piperno 2011 a; Kistler et al. 2018）。但是，很难找到这个时期农业广泛起源的确凿证据，而且，当人们意识到世界上（如华北和日本）新发现的许多陶器的年代都早于新石器时代，并且属于狩猎采集社会，这个说法就更难以成立。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有无陶器代表食物生产的存在与否。例如中美洲和西亚地区农业的最初发展就是在没有陶器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否存在食物生产，只能通过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的证据材料来确定。
正如我在本书中的论述，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即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年代早晚差异很大。不管是什么原因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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