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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了解到，几年前建房子会请“自己人”来帮忙，不用支付工钱，只管伙食。最近人们普遍把所有的事情都承包给施工队，而不再请“自己人”帮忙，原因是农民朋友在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认为“管伙食”与请施工队的费用差不多，但请亲朋来帮忙还有个“人情债”在里头。与其去欠这个“人情债”，还不如请施工队。在这里，“人情债”成了相对市场而言的机会成本。
人情在无限的“亏欠”与“偿还”中得以延续。当人情成为一种市场负债、累赘之后，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它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其中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害怕亏欠他人，反过来也就考虑到偿还人家的过程中要付出比市场解决更多的东西。人家帮我一个工，我欠人家一个人情，什么时候就得还他一个工，这是人情规则，我必须这么做。但是根据市场的法则，人家帮我的一个工可能只值20元，而我一个工的时间却能挣上50块钱，那么我去还一个人情的机会成本是（50-20=）30元。考虑到这个机会成本，“我”是不会再请亲朋来帮忙的。
一
当人们越发考虑人情中的机会成本时，人情越发淡化，人们的来往就越发稀少。在一个熟人社会里，当人们清晰地算计利害得失的时候，人情味就没有了。人情的淡化意味着自己人的“外化”，“自己人”越来越紧缩为一个狭小的圈子。不管是“自己人”，还是熟人社会，都需要有个机制来维持和强化，“人情”的亏欠与偿正是这样一种长远预期的、多次博弈的社会搅动机，它把相关人等都搅和在一起，使每个人都亏欠人家，又不断地去偿还人家，这是一个螺旋链条，每个人都被永久地拴在这根链条之中不得脱离，这样“自己人”的认同、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才能延续。
村庄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它用人情这根链条将人们捆绑在一起，人们所有的人情成本和收益都在该链条中化解——今世没有偿还的人情，由子嗣来完成，今世没有接受人家的偿还，这个收益会落在子嗣身上，从而使子嗣也进入这样一个由前辈建立的人情链条中。这样一来，村庄的人情链条就会不断地延续，村庄生活也就会生生不息，永焕活力。毫不夸张地讲，村庄共同体是由人情在维系和巩固的，“自己人”的范围和界线也因人情而更加明晰。
但在市场介入之后，人们开始考虑人情的凝重与沉甸：原来人情中暗含着如此之大的“黑洞”，在生吞着许多不必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于是每个人都开始算计其中的机会成本，算计这次欠人家一个人情，自己得有多少个生意上的丢失来弥补。重要的是我欠他一次人情，我就得不断地在这个人情链条中纠缠，损失就更大了。还是建房子的例子。请亲朋来帮一次忙——建房子是大事，帮忙也是大事，欠的人情也比较大，恐怕一辈子都难还上，人家总是记得给你家建了房。这个人情得永远记住，“忘恩负义”要受到良心谴责和头上神明的责罚。那么，以后朋友所有的帮忙只要邀请了，我都无法拒绝，都要硬着头皮去做。在未考虑机会成本之前，只有这样做才会使内心得到安慰和平静，否则总觉得不安宁，因为欠人家的人情太大，内心负累更多。
而且这一次次的行动，对于本人来说是偿还人情债，但是对于对方而言则是在亏欠我的人情，我又获得了新的人情债权的地位——人家叫我，我行动了，人家就欠我的，而不会考虑是我应该偿还的人情；我不行动，人家则会说我不近人情，会将之前他对我的人情抬出来。所以，人情上，做与不做差别很大。做了，在人家那里永远等于是他欠你的；没做，会算计你的人情亏欠。这样，双方都因针对对方的人情亏欠感而使人情不断地继续，使双方走得更为紧密。但将机会成本算计进来之后，考虑的不是尽量去还人家的人情，而是还人情中自己的付出太大，损失太多，这个人情太不值了。同时，人家对自己偿还人情也不再看作是自己新的一次亏欠人家人情。
二
人情有轻重之分。重的人情，亏欠感愈强；轻的人情，亏欠感相对较弱。一般重的人情是关乎人生大事，譬如接生。传统上对“接生婆”的人情亏欠是很重的，不仅因为接生婆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她使主家香火得以延续，所以要两辈人去还这份人情。建房是另一件人生大事，参与帮忙建房的人主家都会记得很清楚，特别是主持操办者。婚姻亦是人生大事，媒人和婚礼的操办人是主家最大的人情亏欠人，认为在今后的日子里得罪了这两人会遭天打雷劈。在其他事情上的救急也是重要的人情亏欠，一般都会加强双方的来往。
当然，在一些比较轻的互助，涉及日常生活之类的人情往来，人们的亏欠感就不会那么强烈，但偿还的义务和压力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也是以日常生活的形式来表达，而无需特别的仪式和活动。人情的亏欠感给个体或家庭以压力去寻找偿还的机会。在湘南农村，办酒（如建房，考学等）主家是亏本的，而客人也是吃亏的，吃顿饭得几十块钱。所以一次“办酒”，是主家与村民互送人情或互偿人情，因此有的酒席是必须办的，不办就意味着既没有偿付人家的人情，也不给人家偿还你人情的机会。这是主家不地道的做法。
“人情亏欠感”是人情社会得以维系的情感纽带，它建立了人们的“偿付意识”，促发人们不断地、循环往复地“偿还”人情。“人情亏欠感”就是将所有他人对自己的人情表达都视作是自己对他人的人情亏欠，无论这个人情是人家偿还自己的，还是人家的直接表达，只要是针对我的人情，就是我对人家的亏欠。这种心理意识在人情社会极为强烈。譬如在水村一带，我今天借你一个竹篮去“赶闹子”，我还你的时候就不能将空篮子直接交给你，而是会在篮子里放几个刚从闹子上买来的橘子，一起送还给主家。在这里，人家借我竹篮是给了我人情，我亏欠了人家一次人情，而当我还竹篮的时候就得将人情一并给还了，橘子即代表我对主家人情的偿付。但是同时，这些作为偿付人情的橘子又成为新的人情，成为篮子主家亏欠我的人情，他们家下次自己从闹子上买了什么稀奇的水果之类的东西，或者自家果树下了果，就得提些到我家里来，共同享受，叫作“偿鲜”。这就是人情社会中复杂的人情链条，“人情亏欠感”让人们不断地有动力和压力去偿还人情，同时却又是在给人家制造新的人情债，从而使得人情永远都还不完，它在人情社会的人情链条中不断循环，使人们都被人情勾连起来，形成一个宽广而密集的人情网络。村庄社会就是一个人情网络社会。
人情本身是无价的，市场的规则却是“人情值多少钱”，所以市场的介入使人情从无价变成有价，能够精确算计。“人情亏欠感”被市场的算计逻辑取代之后，人们就觉得人情可以一次性还清，也就不再有人情的无限亏欠意识。若我认为人情是可以偿还清的，人家曾欠我一次人情，他这次给我做了人情，等于还了我上次的人情，我就不再为此反过来又欠他的人情，人情在一来一往中已经结束。假设，某次你帮助了我，耽误了你一个工的时间，接着我又帮助了你，耽搁了我一个半工的时间，就算我们两人的工钱相同，我也多还了你半个工。对方也会这么想，你这半个工刚好顶了我一个工比你价格高的成分，在市场条件下我们谁也不亏欠谁的。这样，所有之前的人情都能在精确算计之后偿付清楚，谁也不再拖欠谁的。
在市场逻辑的冲击下，村庄人情社会的凋敝经历了以下两道程序：首先是人情链条的断裂。市场逻辑是“不亏欠”逻辑，交易是一次性的，之前亏欠的人情可以在仔细核算之后一次性偿付完，互不亏欠，决不留下人情的尾巴，这样人情就不再有持续的可能，人们的亏欠感因为利害的精确计算而慢慢消失。紧接着是之前由人情来做的事情都交由市场来解决。上面讲的建房子，不再请人帮忙，把所有的工序都交由施工队来做。人情慢慢退出日常生活的领域，只留下一些特殊的、仪式性的人情节目。
三
“日常性人情”与“仪式性人情”在人情的功能、范围和深度上都有差别。日常性人情是人们在村落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人情的亏欠与偿付，仪式性人情则是指红白喜事之类的大型仪式与活动中的人情往来。
日常性人情讲究的是在村庄中的小事情上的人情记忆、亏欠和偿还，生活中人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谈都富含深刻的人情内涵，如上述“借竹篮赶闹子”的生活小事，就蕴藏着丰富的人情亏欠与偿付。日常性人情使人们的生活能够充分而富有弹性，使人们的交往除了檐边谈话、串门、门楼打牌、饭场等公共生活外，还有许多私人性（人数、家庭不限）的互助、合作、帮忙、转借、搭伙、劝架、探事、壁脚、围观、点拨、开导、调解、撮合等密集的交往方式，人们被这样的细小琐碎的人情交织在一张网内，一人之事即网络之事。比如在湘南水村，“六月六”小菜节，三五家邻居合伙在一起做“金瓜米粉”等各类蔬菜糕点。“合伙”本来就是人情的集散场合，邀请与不邀请、合伙与不合伙，参加与不参加，都是人情、面子上的工夫。相互给予，而当糕点做好之后又分食给其他没有时间做糕点过节的人家，让大家都能够尝到节日的气氛，这又是人情。说不定下一次什么节日再忙也得加入进来，既凑热闹又还人情。特别是在一个小村落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网络在这个人情圈中，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有外溢效应。
就日常性人情的功能而言，一方面完成某些功能互补，另一方面使村落凝结成一个紧密的人情圈，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生产能力。在水村，越轨者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某个泼辣媳妇一向对婆婆不好，一日其向某老先生家借鸡蛋做人情，老先生恼火不借。又是此人，在村落里叫人帮忙给她家割稻谷，连其堂弟媳妇和堂婶都推脱说早有人请了，没空，无奈只能请20里路外的娘家人来帮忙。村落里其他户都对媳妇这家“不太感冒”，要借什么锄头、镰刀、粪箕、水泵、打谷机等都说没有，或正在用，杜绝与其人情来往，平常的家庭联合活动也没有他们家的身影。这样的事情多了，她自己也感觉不太妙，某次与人骂了一天街之后思索自己不对，过了两天从集镇上买来蛋糕登门赔罪。
日常性人情是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的生成、强化、援引及实践机制，它濡化大众，教化后来者，规训越轨者，人们在日常人情中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做得不对，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又是被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日常性人情强化已有的村落生活规范和生活共识，比如给人家帮忙不收钱，但须留在主人家吃饭，半个工一顿饭，即使回家了，相隔两三里路也得去叫回，否则主人家会很过意不去，认为嫌弃他家的饭菜不好，或不干净等；过滤和产生新的规则，比如请人帮忙“双抢”，一般是两三天的时间，不能强留人家，到了这个时间就得主动将人送走，如果共帮忙七天，耽搁人家太多时间，则得按市场价格算七天的工钱给人家，尽管人家不会要，但形式必须有。人情交往越频繁、范围越广（涉及全家族、村落），人们的关系就越是紧密，社区的价值生产能力就越强，对人们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集体界定就越明确，比如“看月婆”，即生小孩一个月后人们拿着礼物去看母子，对传统生育观念和“生儿子”的强调。人们只要照着人情圈中对人生历程的规划去做，就能获得生命的本体性体验和社会性感受。
仪式性人情能搅动更大的范围，有时甚至将整个村落情绪都调动起来，它较日常性人情要广、深刻，但频度不太大，带有很强的间歇性。在南方农村，由于村落比较小，一般仪式性人情活动在整个村落范围内展开，像结婚、祝寿、建房、丧葬等都能调动村落整个人情网络，且某个村落有这样的人情，周边村落都很清楚。在我们调查的河南崔桥，红事**桌的规模，只能是外地的亲戚和当地的朋友小规模参加，根本无法构成村落的事件，有时甚至连邻里都不清楚有这样的事。我们有次去参加一个**徒子弟的婚礼，在村庄中一路问过去，同一条街，只相连不到百米的邻居在事前都不知道谁家有喜事。白事的规模也很小，但因为有歌舞、戏曲之类的节目供应，才使一个村庄动起来，但这已经不是人情了。所以在北方村落，这样的仪式性人情能够网络的范围并不足够大，对村落而言不构成主要的事件，不能打乱人们的正常日常生活，因此对村落的影响不是很大，特别是在所谓的价值生产方面。
在一些地区，“人情”出现了严重的“名实”分离现象——仪式性人情越办规格越高、次数越频繁。一户人家一年要赶近20次人情，“赶人情”成为农村的主要负担，人们谈“人情”色变，寻找各种理由规避人情，却又总是不断地被这样的人情网罗着。原本密切的人情往来能够增进人们的社会性关联和社会资本，生产适合共同体在伦理和功能上维系的基本共识、规范和价值。当仪式性人情“名实”分离之后，人情却成了村庄的一种分离力量，成为人们捞取钱财、收回成本的经营性事物，缺少了原本的“人情味”，人情越来越功利化。同时，仪式性人情的功利化又割裂村庄的日常性人情，人们逐渐退出日常性的人情往来。
如果我们从价值生产层面来考察日常性人情和仪式性人情的话，日常性人情是村落价值生产和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基，它文火而慢热，却能触动所有的神经，在整个村庄范围内连动起来。仪式性人情则往往是补充，尽管具有爆炸性，却因局限于某个圈子（家族、本家、“自己人”）的范围而无法上升到整个村庄，且因其有次数和频率的限制，以及容易产生“名实”分离，对于村庄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而言，显然功能要弱得多。
杨华：《陌生的熟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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